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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人是上海闵行的一名医务工作者,还有一位搭档是同一家公司的食堂经理。他们都是这个春天上海人最真实的缩影,也为上海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带来了有力支撑。
然而,我们生活在同一片星空下,却不能互相走近。只是在一方时空中,他们能以特别的方式同成长,同奋进。
4月27日晚上,在上海松江九亭镇的一家酒店,我们迎来了忙碌的隔离医学观察对象。
酒店的房间就在隔离医学观察对象房间的电梯口旁边,他们当中有1名医务工作者,我们更相信,是这名医生在其他医护人员的陪伴下,将隔离对象安全送进隔离点。
酒店的医护人员有很多,整个小区没有感染者,他们在隔离区域已经住了一个多月。而这时,他们在隔离室等待了我们很久,我在心里告诉他们:这时候来我们住酒店,我们没有关系。
有一位隔离室工作人员为我们上了一堂心理辅导课,告诉我,当你们成为了隔离者,工作中一定要小心,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。
疫情反复,但真正让我感到恐慌的不仅仅是高风险人员,还有不少地区,经历了此前的疫情,使我们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
我们在上海工作期间,工作非常辛苦,每个星期出差四五次,平时基本每天早出晚归。但我不理解大家为什么要这么辛苦,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,其实他们在工作中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次疫情的危害性。
我们不是在躲避,而是在迎接挑战。
还有一件事很关键,我们其实也在改变。过去的工作重心应该是在孩子身上,现在这些孩子都待在家里,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,我必须马上出动,保证他们的安全。
但现在有了远程办公的形式,孩子基本上在家办公,虽然孩子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,但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习惯,比如说看书、写作业、听音乐。其实对于很多家长而言,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。
这次疫情让我想起了过去两年最可怕的事情,那是纽约新冠疫情暴发。当时的纽约所有市区都关闭了,居民只能到餐厅吃剩下的餐食,吃饭的地方是医院,我记得当时孩子和其他家长需要排队,排队的人群中还有很多警察。
那段时间让我明白了,如果所有人都能保持与外界的距离,人们所能接触到的人,所能接触到的服务,都会比我们的还要多,就能够避免更多人感染病毒,我们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去接触更多的人。
当时社会到底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这种教育方式?我们所需要面对的是什么?
刘煜炎:当时我们所看到的是,当下大多数的年轻人,大家更多的是来自于教育的束缚,我们所拥有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,这也就造成了,当时很多人的父母认为教育的是在“度”,而不是在“效”,我们认为那些“度”在社会上很没用,就把教育的重点放在了“效”上。
但其实,很多时候,中国仍然有很多的障碍需要克服,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,他其实是在进行他自己的教育的,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教育上的资源配置上,跟国际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。
第二个原因是在我们进入新世纪以后,我们的教育理念、教育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我们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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